团结一心，合力方能显现。中国共产党历经97载辉煌岁月，铸就了一部团结拼搏的辉煌史诗。正得益于全体党员同志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的紧密团结，我国革命事业才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生动鲜明的展现。陈毅与粟裕这两位开国元勋，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协作、并肩作战、共同缔造革命胜利的楷模。
一、赣粤初遇
1927年深秋，朱德指挥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了沉重的打击。队伍内部实施了自愿离队的措施，众多军官与士兵纷纷选择离去，有的悄无声息地溜走，有的另谋生路，甚至有人选择了背叛。然而，在众多选择离开的官兵中，作为唯一的团级政治工作干部，时任第25师第73团指导员的陈毅，却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即便警卫班长粟裕头部中弹，身受重伤，他仍带着这份沉痛的创伤，艰难地与部队并肩前行。为了鼓舞士气，朱德与陈毅在江西信丰城西的天心圩举行了全体军人大会。正是在这次山间集会上，陈毅与粟裕首次面对面相见。
在革命的低谷时期，面对部队士气低落、纪律松散的严峻挑战，朱德与陈毅同志凭借卓越的革命胆识与政治智慧，发动了一场深刻的整军运动。陈毅同志以他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官兵们：“在革命的高潮中成为英雄固然轻松，然而在低谷时坚守英雄的本色则更显艰难。唯有那些能够经受住失败考验的人，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英雄！”他激昂的话语，犹如黑夜中的灯塔，为战士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在这场整顿行动中，陈毅同志毅然站出，与朱德同志并肩作战。他一方面铁腕整顿军纪，对动摇分子予以严厉斥责；另一方面，他深入基层，与士兵们亲切交谈。他以实际行动深刻阐释了政治工作的真谛，使得政工干部在军队中的地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年轻的粟裕同志亲眼见证了陈毅同志在危难面前无所畏惧、力挽狂澜的革命英雄气概。这种以身作则的领导风范，不仅稳固了军心，更为我军培养了众多如粟裕般忠诚可靠的革命中坚，其深远影响，堪称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之作。
这段历史生动地刻画了老一辈革命家在遭遇重重挑战之时所彰显出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非凡的领导才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
粟裕曾回忆道：“回首往昔，我对陈毅同志的敬仰与认可，源自于那段在信丰与大庾共度的时光。”朱德与陈毅的演讲激发了士兵们的士气与斗志，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使身处逆境中的部队得以瞥见一线希望的曙光。
陈毅1929年照。
在天心圩的整顿重塑之下，部队再次点燃了希望的火焰，坚定不移地向西进发。对此，粟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从全军大会召开之后，朱德同志与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为我们部队的领导灵魂，我们部队也顺利跨越了最艰难的困境，踏上了崭新的发展征程。”
穿越赣县大余，踏入赣粤的交界之地，部队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起初，是持续的昼夜兼程，肩上沉重的行囊和难以忍受的饥饿，几乎让全体将士陷入极度的疲惫与困境；紧接着，部队内仍有士兵擅自离队；更有甚者，自起义部队进城以来，屡次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面对这重重困难，朱德毅然决定对剩余的800余名战士进行整编，并将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
他化名王楷，亲任司令，陈毅担任指导员，王尔琢则被任命为参谋长，如此构建起以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位为核心的领导核心。在此次整编中，粟裕被指定为步兵第五连的政治指导员。朱德对党组织和团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整顿，设立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将党员和团员分配至各个连队，以此加强党对军队的垂直领导，确保党的声音能够深入基层，触及每位士兵。整编过后，部队的凝聚力大幅增强，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1935年，粟裕浙南留影。
在大余的精心整编下，粟裕与朱德、陈毅并肩踏上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西部上堡等地，投身于烽火连天的游击战争。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与战友们共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逐渐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的紧密融合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此后，粟裕始终紧随朱德、陈毅的脚步，在各个战场上英勇作战，部队的战略方向逐步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重大转变。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攀登井冈山，与毛泽东指挥的秋收起义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会师。
自1930年至1934年，在毛泽东与朱德的英明领导下，粟裕带领他的部队，无畏地投身于对抗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战役。在首次反“围剿”的激战中，他英勇地生擒了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此一壮举给毛泽东和陈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34年7月，年仅27岁的粟裕肩负起重任，被任命为抗日先遣队第7军团的参谋长。他率领部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地区进军，并在浙南的崇山峻岭中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同年10月，红军及中央机关被迫踏上长征之路，而陈毅则留守中央苏区，继续指挥游击战。瑞金的分别，是陈、粟二人的首次别离，而这离别，竟延续了三年之久。
二、并肩抗战：战火中的珠联
1937年，卢沟桥事变震惊华夏，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秉持着民族大义，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这一历史转折点，坚持游击战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遵照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被任命为军长，项英则担任副军长。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陈毅被委以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重任，而粟裕则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总部作出战略决策，决定组建一支先遣支队，秘密潜入江南敌后区域执行战略侦察任务。对此，毛泽东亲自予以批准，并特别指出：“必须派遣电台操作人员及一位具备深厚军事素养的专家一同前往。”在严格挑选合适人选的过程中，陈毅力荐粟裕：“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无疑是此行的最佳人选！”他向叶挺军长详细阐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早在中央苏区时期，粟裕便展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在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中，他率领挺进师在浙南地区辗转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尤为关键的是，粟裕对江南地区的地形与民情了如指掌。这番详尽的分析最终打消了叶挺的疑虑。
“陈司令员将精锐部队全权交付于我，我们必当全力以赴，不辜负此重任，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6月17日的破晓时分，粟裕指挥的前锋部队在韦岗巧妙布下埋伏。当日军车队踏入预设的陷阱，新四军的勇士们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半日的激战，他们成功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其以下二十余名官兵，并摧毁了四辆日军车辆，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这是新四军踏入江南地区的首战，它彻底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胜利的消息传来，陈毅情绪激昂，立即骑马前往东圩桥，迎接凯旋的战士们。在见到粟裕的瞬间，陈毅即兴吟诗一首："镇江城下初相遇，手刃敌酋如斩楼兰。"这首《韦岗初战》后来广为流传，成为了新四军英勇抗战的真实写照。
1939年11月，新四军在溧阳的水西村设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出任指挥官，而粟裕则担任副指挥。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抗日与反共之间的立场日益显现出消极的一面。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陈毅与粟裕巧妙地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巩固向南，作战向东，发展向北”的战略指导，并据此制定了“联合李明扬、孤立韩德勤、抗日救国”的应变策略。他们不畏艰险，多次深入泰州，与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进行洽谈，最终促成了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二李一陈”在对抗顽军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状态。
1940年深秋，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动三万大军，兵分三路，对黄桥地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而当时的新四军兵力仅七千，其中一线战斗员不足五千人。在战前筹备会上，粟裕提出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并决定首先对韩德勤的精锐部队——翁达独立第六旅实施毁灭性打击。陈毅对此计划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拍着粟裕的肩膀，鼓舞道：“在泰州方向，由我和朱克靖来负责，你只需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在陈毅坚定的支持下，粟裕集结优势兵力，仅用三个小时便将独立第六旅彻底歼灭。此后，部队连续作战，以少胜多，最终赢得了黄桥战役的辉煌胜利。此役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成为了抗战时期反摩擦斗争的杰出典范。
在长达六年的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陈毅与粟裕，两位战地上的黄金搭档，默契配合，相互扶持。陈毅心怀壮志，擅长全局规划；粟裕智谋过人，精通指挥作战。他们并肩作战，带领部队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困境中顽强求存，寻求突破，将新四军从初创时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二十余万大军。这段并肩战斗的时光，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更在战火纷飞中传颂着“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佳话。正如粟裕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长期工作，对他充满敬意和钦佩，在他的领导下，我总能感到心旷神怡。”这种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之上的战友情谊，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感人至深的一页。
三、合兵华野力克敌。
陈毅被任命为山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肩负起驻守鲁南的重任；粟裕则担纲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一职，坚守苏中之防。尽管他们分处两地，但两位将领始终保持战略上的紧密协作。
粟裕率领三万华中野战军，别具一格地执行中央军委“先在内线赢得几场关键胜利”的战略命令。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即从7月13日至8月31日，他指挥部队连战连胜，取得了七场战役的辉煌胜利，为战争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亲自撰写通报，将粟裕的卓越战法推广至各战区。与此同时，陈毅在山东战场主动牵制敌军主力，为华中野战军的内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战局形势紧迫，亟需我们集结优势兵力，形成强大的合力。唯有如此，方能对敌军实施致命一击。”三天后，中央迅速作出回应，表示全力支持，并下令组建统一的华东野战军，任命陈毅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同志担任副司令员。
10月19日，江苏涟水的陈师庵欢声雷动。华中野战军指挥部全体成员，在粟裕将军的率领下，热情洋溢地迎接陈毅将军的到来。这次重逢，是自1943年离别以来的首次，两位战友的相聚显得格外珍贵。
“指挥这场战役的重担，现已交托于你，全权由你执掌。”粟裕谦逊地答道，“正如往昔，我必将全力以赴，誓做你最为可靠的助手。”
1946年，陈毅与粟裕合影。
陈毅与粟裕并肩奋战，彼此优势相辅相成，各展所长。陈毅精通战略全局，长于人事调度，深受众人敬重；而粟裕军事造诣高深，擅长布局谋略。在党中央“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的用人方针引领下，这对黄金搭档的默契配合愈发紧密。在硝烟滚滚的解放战场上，他们接连赢得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辉煌胜利。尤其是孟良崮战役，更是陈粟二人力挽狂澜、出奇制胜的典范，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1947年三月末，山东解放区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形势严峻。蒋介石为扭转战局，孤注一掷地集结了24个整编师（军）和60个旅，共计45个作战单位，意图一举掌控整个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吸取了以往战役的教训，采用了密集靠拢、强化联络、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使得华东野战军原先制定的分路南下、分散围歼敌人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面对这一困境，陈毅、粟裕保持冷静，迅速调整战略，采纳了“耍龙灯”的战术。
他们指挥华东野战军，如同一群灵动的舞者，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巧妙穿梭，运用高度机动的战术，引诱敌军如同长龙般在这片土地上疲于奔命，旨在通过运动战诱敌、调动敌军、疲惫敌军，寻求并创造有利的作战机会。粟裕深知，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必须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歼灭战思想”，唯有如此，才能统一官兵思想，赢得战场主动权。
战局瞬息万变，汤恩伯所率的第一兵团，在追求战功与奖赏的驱使下，竟不顾协调，擅自调整了原本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该兵团的8个整编师，未经其他两个兵团的协同，便擅自向沂水和坦埠进发。尤其是被视为反共“急先锋”的整编第74师，更是狂妄自大，擅自冒进，率先挺进，直指华野指挥中心所在的坦埠。粟裕原定计划是攻击桂系的第7军和整编第48师，鉴于这两支部队孤立无援，正是歼敌的上佳目标。然而，整编第74师的极端傲慢与冒进，让粟裕发现了更为理想的战机，他果断调整作战目标，决定转向攻击被视为国民党“王牌中的王牌”的整编第74师。
“老友，你的指挥艺术愈发出神入化了！”此后，陈毅与粟裕再度携手并肩，共同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赢得沙土集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直至1947年11月，陈毅因公务原因前往晋冀鲁豫中央局，与粟裕暂时离别。回顾孟良崮战役等一系列战役，陈毅与粟裕的默契配合、精诚团结，不断开辟战场新局面。若非陈毅的坚定指挥与人事统筹，粟裕即便才智过人，也难施展其能；反之，若非粟裕的巧妙布局，陈毅纵有宏图伟志，也难以赢得胜利。“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佳话，当之无愧。
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矩，还有谭震林。
1948年新春佳节之际，毛泽东擘画了“江南跃进”的战略宏图，此时抵达陕北的陈毅亦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拥护。然而，粟裕却持有异议，他力主暂缓渡江行动。四月伊始，陈毅重返华东野战军，与粟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倾听了粟裕对暂留中原、围歼敌人的详尽阐述后，陈毅立刻领悟了他的意图，并鼓励他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并向中央军委“直言不讳”。
随后，中央军委召集陈毅、粟裕至阜平城南庄商议，粟裕向书记处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央最终同意暂缓渡江南下。五月初，陈毅因中原战事的需要离开了华东野战军。在陈毅职务调整之际，粟裕两次主动请缨，力主中央保留老首长的职位。后来，在目睹中央决策的坚定之后，粟裕再次请求维持陈毅的一把手职务，以备日后重逢。直至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两人再次并肩作战。
四、结亲情谊延续
沐浴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里，陈毅同志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外交部部长等要职。与此同时，粟裕同志也在多个战略要职上大显身手，包括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尽管他们并肩作战的岁月已然远去，但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犹如常青的松柏，历久弥新，永葆生机。
粟裕、谭政、萧劲光。
“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这一举动极大地缓解了粟裕的痛苦，为他无声地提供了保护。“文革”期间，陈毅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迫害，病情加重，因“文革小组”的干预，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于1972年1月6日不幸离世。十天后，粟裕带着无尽的悲痛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文革”尚未结束，粟裕毅然将陈毅的小儿子陈小鲁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1975年，粟裕的女儿粟惠宁与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喜结连理，自此，陈、粟两家的关系因儿女亲家而更加紧密。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离世。尽管两位将军的传奇一生已画上句号，但他们的深厚友谊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消逝，这份情谊通过下一代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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